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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13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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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學研究 | 成果轉化

加強對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符號的研究與治理

 烏魯木齊米東區人民法院法官,西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喬巴生

 

  《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將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的符號納入了刑法規制范圍。通過解構相關知覺符號與其本來意義之間的特殊關系,可以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相關符號是極端主義思想的外在形式和物質載體,具有特殊的精神意義,既是暴恐分子所欲利用的感覺材料,也是極端思想傳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對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符號互動關系的準確認知將為我國的反恐和去極端化工作打開全新的領域。故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必須對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符號保持警惕,弄清其危害的機理。

 

  一、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符號的危害

 

  (一)造成特定社群成員“自我”意識的扭曲

 

  人的“自我”意識的形成必須依賴于各類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群體。當個體思維和行動與其所從屬的有組織的社會群體在合作性社會活動中采取的行為模式保持一致時,就能發展出明顯帶有該組織印記的“自我”來。與此同時,特定的社會組織也完成了對此個體成員在思維過程上的控制。當該成員開始采取這一社會群體普遍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時,也就完成了對特定社會共同體的認同。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符號在個人與群體互動過程中潛移默化的影響,使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想深深扎根于特定的群體思維之中,對個體和群體“自我”意識的形成都產生極大影響。在特定的充斥著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思潮的群體中,群體社會活動形式不但會體現出高度的組織化程度,而且會形成制度禁錮群體和個體的思維方式。從而延伸出的群體行動或者個體行動即便極具攻擊性,只要該行為能被共同體所接納,就會被認為是在進行適當的、符合社會共同體集體要求的活動。若該行為屬于恐怖主義或者極端主義的行為,則就會與其他社會群體發生激烈沖突。

 

  (二)造成特定社群與外群間的對立

 

  恐怖份子與極端份子為掩人耳目,從而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往往將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與民族、宗教符號混為一談,造成在公眾認知上的障礙。從深層次上講,具有特殊象征意義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符號的應用會進一步導致族際之間或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群體符號邊界的確立和擴大。當行為人將自身與擁有共同心理特征的群體放置與同一社會范疇時,該“社會范疇化的結果就是依照特定的品質或維度型塑我們—他們(我群體—他群體、內群—外群、局內人—局外人)之間的群體符號邊界,同時也導致種種的內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敵意(out-group hostility)。”而這種對不同文化群體的敵意,也會成為恐怖行為的最初原因,以及族際沖突潛在的導火索。如不禁止這種由宗教極端主義引發的自發的社會范疇選擇,必然會在文化上產生與世俗化的社群傳統對立,造成部分群體的自我認知迷茫,破壞民眾對普遍的社會共同體的認同。這種群體符號強化了對于極端群體的集體歸屬感和狹隘民族主義的自我認同,此類具有特殊文化象征意義符號的應用會進一步導致族際之間或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群體符號邊界的確立和擴大。

 

  (三)造成特定社群成員對國家認同的障礙

 

  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基于“自我”觀念的形成邏輯,總是傾向于與自己具有相同特征的社會行動者進行互動,并借此找到自己在社會中或群體中的位置,并由此與群體成員形成對“我群”的某種共識性評價。若這種評價屬于排他性的情感,就會形成與“他群”的符號邊界。當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等非正常因素介入后,宗教極端主義的排他性的本質開始顯現出來,不斷挑戰共同價值觀,當這種價值共識被打破后,社會群體之間的穩定互動模式也隨之被打破,在一國之內維系不同群體關系最重要的因素即國家認同也隨之被影響,此時不同群體間的沖突隨時會發生。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會說宗教極端主義是誘發恐怖主義的重要原因。刑法對極端主義符號規制,就在于該類符號強化了“信徒”與公民身份之間的選擇困境,企圖通過群體符號邊界的確立與擴大,將對宗教極端主義的認同絕對凌駕于國家認同之上,而這不啻于一種強迫他人以外在形式來變相宣揚宗教極端主義的行為。

 

  二、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符號的治理

 

  (一)準確界定民族、宗教符號與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符號

 

  現階段,對于正常民族、宗教符號與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符號的區分尚不明確。相關概念缺乏權威界定,其核心內涵的不確定性,導致犯罪邊界的不明確,地方司法機關若稍有不慎,就會使去極端化工作或無法面面俱到,以致疏漏;或反應過度,將部分行政違法行為納入犯罪中,從而矯枉過正;或造成各地法律適用上的不統一,導致公眾無法準確預見自己的行為后果,引起公眾認知上的困擾。為了能夠有效打擊極端主義犯罪,維護社會秩序與人民利益,我們有必要對極端主義犯罪做深入分析,明確其概念和特征,進而有的放矢,作出刑法規制。

 

  (二)營造良好的符號互動環境

 

  對于犯罪心理的研究必須在一個習得或相似的社會背景中進行展開。人類行為的發生往往是某種行為在社會互動中得到強化的結果。個體通過社會活動進行社會化時,總是脫離不了其所處的具體社會環境的影響,社會化的結果總是會帶有一定的社會印記。一方面,在社會化過程中,個體對社會化要素的選擇并非是完全獨立自主的,個體無法對先賦性的社會環境因素進行自由的選擇,先賦性群體資格必然影響個體的社會化進程;另一方面,個體即便脫離了先賦性的社會環境,其選擇范圍仍受到現存社會環境的限制,在確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個體只能選取事先給定必要的材料作為其內化的內容。在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符號出現的社會環境中,若其所承載的意識形態因素成為一種社會共識,必然會對身處其中的個體產生影響。故治理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必須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從而加強有利因素的互動,減少不利因素的不良影響,其中符號的選取極為重要。

 

  (三)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

 

  個體并不僅僅是環境刺激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會能動的賦予環境刺激一定的意義,進而成為有動機的積極行動者”。這種對個體所處的社會化環境的主觀性認知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個體的行為選擇,進而影響社會化的過程。因為個體在作出行動決定之前,總會對其遇到的社會情境予以適當的解釋,以便理解外界的信息,并對此作出相應的反應。所以情境的定義更多的是一個個體的主觀價值判斷。一方面,因情境定義與個體經驗密切相關,而個體之間必然存在主觀上的認知差異性,這也必然導致解釋結論的差異。另一方面,個體經驗本身即是一個建立在自我認知基礎之上的主觀性感受,雖然這一感受來源于客觀世界,是對客觀世界具體內化的體現,但在解釋情境時卻需要進行主觀上的選擇。在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符號的問題上,必然也包括了個體對該種情境的選擇性解釋。個體的認知是否正確就關乎社會情境的解釋結果,并影響社會事態向何方發展。故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幫助社會行動者樹立良好的價值觀念,對于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符號治理意義重大。

 

  (四)推動美好生活建設

 

  近代以來,人類從自身需求出發,通過科學技術改造自然以滿足人對美好物質生活之幸福價值與美麗價值之訴求,通過維護權利以實現對美好交往生活之正義價值與和諧價值之訴求,通過自我改造心智與心靈以達到美好精神生活之崇高價值之訴求。在邊疆穩定與發展的語境下,落實好美好生活價值理念,就是要在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滿足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的更高要求,順應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日益增長的需求。其內在結構中必然包含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進行根本治理的內容。治理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就是從人的需要出發,通過美好生活建設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的矛盾,徹底鏟除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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