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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13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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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規范刑事案件涉案財物處理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長 戴長林*


  刑事訴訟要重視依法處理涉案財物,確保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的有機統一,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地、不折不扣地實現正義。


  一、涉案財物的處理作為“對物之訴”,應當嚴格遵守法定的程序


  在刑事訴訟領域,相對于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對人之訴”,處理涉案財物的“對物之訴”備受當事人和社會公眾關注。刑法規定了涉案財物的類型和處理原則:對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實踐中,對涉案財物如何確定其屬性進而作出相應的處理,都需要遵守法定的程序。


  (一)違法所得的認定及處理應由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進行


  涉案財物究竟是否屬于違法所得,前提是查明是否存在犯罪事實,以及涉案財物與犯罪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實質性關聯。由于涉案財物屬性的認定和犯罪事實緊密相關,且牽涉當事人的財產權利,因此,應當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處理。無論是普通刑事案件涉案財物的處理程序,還是2012年修改后刑事訴訟法設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以下一般簡稱“特別沒收程序”),都應當由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認定涉案財物是否屬于違法所得,進而依法作出相應的處理。


  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不僅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也不能將涉案財物認定為違法所得予以沒收。這是規范涉案財物處理程序的一項基本要求。


  (二)涉案財物屬于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舉證責任


  實踐中,對于被告人非法持有的違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其非法屬性比較容易確定,依法應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舉證責任,并不存在爭議。但對于違法所得,即: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所取得的財物及其孳息,由于其中可能包含被害人或者其他人員的合法財產,財產屬性比較難以確定,在舉證責任方面比較復雜。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人民檢察院應當對犯罪事實、涉案財物與犯罪行為存在實質性關聯等承擔舉證責任。對于普通刑事案件,在被告人在案的情況下,人民檢察院需要在證明被告人犯罪事實的基礎上,舉證證明涉案財物屬于違法所得。對于特別沒收程序案件,盡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在案,人民檢察院也需要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事實以及逃匿、死亡的情況,進而舉證證明涉案財物是違法所得。


  對于主張涉案財物屬于合法財產的被告人、被害人和利害關系人,在特定情形下也需要承擔提供證據責任。如果人民檢察院已經舉證證明涉案財物屬于違法所得,被告人、被害人和利害關系人持異議的,就需要提供證據反駁人民檢察院的主張,也可以舉證證明涉案財物系其合法財產。


  如果被告人、被害人和利害關系人提供證據表明涉案財物不是違法所得,人民檢察院就需要繼續舉證證明涉案財物屬于違法所得,否則就將面臨不利的訴訟后果。盡管提供證據責任在上述情形下可能發生轉移,但說服責任(根本性的舉證責任)始終在人民檢察院一方。也就是說,人民檢察院始終需要承擔證明涉案財物屬于違法所得的舉證責任。如果各方充分舉證后,有關涉案財物是否屬于違法所得這一問題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人民檢察院就需要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即,涉案財物依法不能被認定為違法所得,進而不能作為違法所得予以沒收。


  (三)涉案財物處理程序中應重視保障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訴訟權利


  在涉案財物處理程序中,被告人、被害人和利害關系人都是利益攸關者。只有充分保障上述人員的訴訟權利,才能確保涉案財物的處理妥當和程序公正。


  首先,充分保障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程序參與權。對涉案財物處理程序的參與,應當是全程、有效的參與。無論是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還是訴訟過程中涉案財物的保管,抑或是涉案財物權屬的認定和最終處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和利害關系人都應當享有知情權和參與權,并有權對合法權益遭到不當侵犯的情形提出異議。在特別沒收程序中,應當通過公告等方式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親屬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及時知悉和參與訴訟。


  其次,充分保障庭審程序的公開性和公正性。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應當調查其權屬情況,是否屬于違法所得或者依法應當追繳的其他涉案財物。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對涉案財物的權屬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并在充分聽取各方意見、認真審查證據材料的前提下依法作出處理。在特別沒收程序中,對于利害關系人參加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無論是普通刑事案件還是特別沒收程序案件,人民法院都應當在裁判文書中寫明涉案財物的名稱、金額、數量、存放地點及其處理方式等情況。涉案財物較多,不宜在主文中詳細列明的,可以附清單。


  再次,充分保障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的救濟權。對于普通刑事案件,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如對人民法院處理涉案財物的結果不服,可以在上訴等程序中對此提出異議,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并依法作出相應的處理。對于特別沒收程序案件,利害關系人對人民法院對涉案財物的處理不服,可以依法提出上訴。如果經審查,沒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財產確有錯誤的,對于已經沒收的財產,應當及時返還;財產已經上繳國庫的,由原沒收機關從財政機關中申請退庫,予以返還;原物已經出賣、拍賣的,應當退還價款;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利害關系人財產損失的,應當依法賠償。


  二、在重視程序保障的前提下,有必要適當擴展特別沒收程序的適用范圍


  修改后刑事訴訟法設立的特別沒收程序,重點關注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情形下違法所得的沒收問題。


  但從司法實踐來看,除法律所規定的情形外,對于非重大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喪失訴訟行為能力,或者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等情形,也可能涉及涉案財物的處理問題。對上述類型的案件需要沒收違法所得的情形,應適用何種程序處理,能否參照特別沒收程序處理,值得進一步研究。


  2012年修改后刑事訴訟法頒布后,六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六部委規定》)明確規定,對于普通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情形,以及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被告人脫逃的情形,可以適用特別沒收程序。也就是說,對于上述情形,犯罪類型上不限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也不限于重大犯罪案件,只要有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物需要沒收的,均可適用特別沒收程序。《六部委規定》的上述規定是在刑事訴訟法規定基礎上解決實踐難題的相對合理的選擇。不過實踐中仍面臨以下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


  第一,一些違法所得等涉案財物不多的輕罪案件,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需要追繳違法所得的,按照特別沒收程序,人民檢察院依法也只能向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對有利害關系人參加訴訟的案件,中級人民法院還應當開庭審理,這顯然增加了中級人民法院的辦案壓力,也與中級人民法院管轄重大復雜案件的基本原則不相符。尤其是對于被告人在基層人民法院審理過程中死亡,依法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的案件,如果均需改由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勢必導致程序過于繁瑣,且不利于節約司法資源。針對該問題,有必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探索提出案件分流的方案,將大多數普通刑事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問題交由基層人民法院處理。目前作為個案處理,中級人民法院也可以考慮指定下級法院審理此類沒收違法所得案件。


  第二,對于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走私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以及非重大的普通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逃匿的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喪失訴訟行為能力等情形,為規范違法所得等涉案財物的處理,也需要研究探索能否適用特別沒收程序處理,否則,缺乏規范的涉案財物處理程序,可能導致涉案財物的處理失范,給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的合法財產權益造成不必要的損害。從長遠來看,有必要在逐步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將所有未經刑事定罪的沒收均納入到特別沒收程序處理,并根據案件性質、案情等因素在具體程序設置時加以區分,實現繁簡分流。


  第三,特別沒收程序不僅涉及被告人違法所得的沒收,還涉及被害人、利害關系人合法財產的返還問題。目前的特別沒收程序,均是人民檢察院依職權啟動,一些案件如人民檢察院不啟動該程序,被害人、利害關系人難以主張自己的合法財產權利。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過犯罪行為從被害人處非法獲取巨額資產,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的情況下,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查封、扣押、凍結了相關涉案財物,其中就包含被害人、利害關系人的合法財產,如果不啟動特別沒收程序,被害人、利害關系人的合法財產將長期處于無法追回的狀態,這不利于保護被害人、利害關系人的合法權益。有鑒于此,有必要增加規定被害人、利害關系人申請先行返還合法財產的程序。具體言之,被害人、利害關系人認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屬于自己合法財產的,可以申請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先行返還。


  * 2012年度中國法學會“新刑訴法中的違法所得特別沒收程序”課題成果。



(來源:中國法學會  2017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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